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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会:呈现一个怎样的“中国梦”

作者:王海渔 文章来源:校办 发布时间:2010年02月06日 点击数: 字体:

                           

  像我这样改革开放的一代,关于博览会的启蒙知识,大部分来自广告。尤其是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在那些年里,几乎便是所有国货名牌的广告专用前缀,把张裕、茅台、汾酒、五粮液、泸州老窖、祁门红茶、信阳毛尖、太平猴魁、宣威云腿、金华火腿乃至天津风筝等一网打尽。万国博览会成为诸多著名品牌的免费广告,这些著名品牌也成为万国博览会的免费广告,双方互惠互利。

  当年美国率先承认袁世凯政府,袁世凯对在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报之以琼瑶,专门成立了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征集了十万多件参审展品,以便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大国崛起的形象。

  博览会颁奖等级分为六种:大奖章、名誉奖章、金牌奖章、银牌奖章、铜牌奖章、鼓励奖。整个巴拿马博览会评出25527个获奖产品,其中实发奖章20344枚,奖状25527张,中国展品获奖章1218枚,在31个参展国中居于首位。万国博览会和吉尼斯世界纪录、剑桥名人录等,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快捷方式。要在钢铁产量上超英赶美,难度太大。相对而言,进入万国博览会、吉尼斯世界纪录、剑桥名人录,无疑轻松许多。

  博览会成为朝野上下共同关心的话题,不是民国初年的一时兴起,而是晚清以降的保留节目。

  1851年,伦敦举办万国工业博览会,这被视为世界博览会的开端。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曾经谈及此事。当时的清朝,只有极少数士大夫睁开眼睛看世界,更多的则在天朝上国里昏睡。这种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的状态,注定清朝不太可能派出官方代表去参加一个“蛮荒之地”的世博会。

  在一幅描绘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开幕式现场的画作里,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位身着清朝官服的中国面孔。他是何许人也?这位人称“希生广东老爷”的中国面孔,来自当时停泊于泰晤士河畔的中国船只“耆英号”。他为何身着清朝官服?这是英国画家的想象,还是他购买的冒牌制服,无从得知。“希生广东老爷”参加这次博览会,不可能得到清朝政府的授权,这是可以确定的。严格说来,“耆英号”甚至很难算做中国船只,因为是一位英国人购买了它。

  另外一位远在上海的广东人徐荣村,成为世界博览会中国参展第一人,他挑选了12包“荣记湖丝”送至伦敦。当时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呼吁上海商界为博览会选送展品,可是只有少数商人响应,徐荣村就是其中之一,或者是唯一的一个。

  清朝第一次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世界博览会,要等到1876年。时任宁波海关文案,年仅34岁的李圭,奉总税务司赫德派遣,从上海乘船经日本到旧金山,然后乘火车到世博会所在地费城。他狠狠地利用了这次公费旅游的机会,不仅顺道参观了华盛顿和纽约,还不太顺道地游览了伦敦、巴黎,取道里昂,马赛,经地中海、红海、印度洋,最后返回上海,历时九个月,行程八万里。不过,他没有把公费旅游的时间用在异性按摩或者参观赌场上,回国后也没有跟同事大谈“兄弟在美国的时候”,而是休假一年,认认真真地写了一本工作报告《环游地球新录》,详细介绍世界先进文化。这本书由李鸿章作序,海关总署出资印刷3000册,年轻的康有为曾经深受影响。一百多年后著名的《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1986年首版,2008年再版)收入此书,继续影响着中国。

  李圭在博览会上碰到中国留美幼童:“千千万人中言动自如,无畏怯态。装束若西人,而外罩短褂,仍近华式。”——他们是中国第一批海外留学生。李圭问他们从博览会中有何获益,幼童们回答,可以观赏大地之物、仿行新兴技术、增进各国友谊。这些幼童原计划留美15年,后来清朝政府以国家利益为由,提前强行召回。

                                 

  博览会又称“炫奇会”、“赛奇会”、“聚珍会”、“聚宝会”、“赛珍会”,从这些命名可以看出,清朝政府依然把博览会的特长视为“奇技淫巧”。但很多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士大夫逐渐把博览会视为“商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它关系到国家富强。

  还有一小部分士大夫,没有将目光局限于博览会,开始探究博览会背后的技术、文化和制度。在今天很多网友看来,李圭撰写的见闻简直有些“崇洋媚外”,幸亏当时没有网络,否则他会被人肉搜索。李圭称赞西人造纸之法“工省事倍”,认为中国瓷器面临危机,西国从中国获得瓷器之后潜心研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今则不让华制,且有过之无不及之势”。他称赞美国的教育:“西学所造,正未可量”。他批评中国的性别歧视:“妇女机敏不亚男子,且有特过男子者,以心境而专也。故外国生男喜,生女亦喜,无所轻重也。若中国,则反是矣,有轻视女子者,有沉溺女子者,劝之不胜劝,禁之不胜禁,究何故欤?”

  到了19世纪晚期,虽然士大夫阶层依然不乏抱残守缺者,但愿意走向世界的不再只是一小撮人。被清朝政府派往欧洲的外交官陈季同,在一篇名为《万国博览会》的文章里,引用了一个朋友的信,这封信的内容几乎成为文章的主体,让人怀疑作者是否就是陈季同本人。当一个人不便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时,他常常会以引用的方式曲折地进行自我表达。这个匿名的朋友不仅具有良好的国学素养,还对西学有着近乎专业的训练。

  他称赞1889年巴黎世博会:“巴黎是个大都市,但在巴黎之内还有一个更大的城市,即所谓的万国博览会。”有意思的是,陈季同在文章开篇就否认了“大清官员凑份子前来参观埃菲尔铁塔”的说法,表示“他们的确来了,但各人费用自理,他们是来参观万国博览会的,自然也会去看埃菲尔铁塔”。不知道“费用自理”是什么意思,如果指自费,清朝政府的廉政建设值得学习。此处并非玩笑,在陈季同的另一篇文章《万国博览会的中国馆》里,他表示政府没有参加1889年巴黎世博会,是因为“所有的贷款都被投入到尽可能快速地拯救黄河决口所造成的水灾中去了”。

                             

  清末。清朝政府并不知道自己正值末年,博览会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关键词,甚至被寄望为一剂拯救帝国的强心针。上海格致书院每月初一在《申报》上刊登题目,征集回答,其中有这么一道策论题目:近有审珍会,又名博览会,肇于何时?始于何国?其旨意何在?可析言之欤?一位叫做李成蹊的青年应征,他就是弘一法师李叔同,可惜这份关于博览会的原始资料已经无法寻觅。

  朝野上下不再满足于观看西洋景,他们开始尝试把博览会引入中国。1910年,江宁举办南洋劝业会。“劝业”是发达于晚清的专有名词,主要指劝工、劝商。在士农工商的架构下,农本商末,故常有劝农之举,工商不足论,但是晚清以降,工商的价值被发现,为了唤起重视,故常有劝工、劝商之举。劝业会是博览会的中国名字,南洋劝业会是中国最早的大规模博览会,22个行省提供展品,20万到30万人参观。在这20万到30万人中,有一些当时不被人所知,后来众所周知的姓名。

  一位是29岁的绍兴府中学堂博物教员兼监学周树人,当时他还没有鲁迅这个笔名。周树人听说南洋劝业会的消息,建议学校将这一年的秋季旅行改为参观南洋劝业会。一行浩浩荡荡200多人,经杭州、嘉兴、苏州,抵达南京,在那里度过一个星期的时间。

  14岁的湖州中学学生、后来以茅盾闻名的沈雁冰,详细地记载了参观过程。学校贴出布告,愿去参观南洋劝业会者交费十元。沈雁冰征得母亲同意,报名参加。他这样回忆:“校方包租了一艘大型小火轮,船上有宫舱、房舱,统舱,又拖带两条大木船,载人也装行李,从湖州到南京,行程二日二夜,我们一行共二百多人,包括教师四人,工友二人。在船上住的很舒服。船到无锡,我们上岸换乘火车。拂晓到达南京下关车站,猛抬头看见斗大的‘南洋劝业会’五个闪闪发光的字,走近了看,才知是许多小电灯泡连串做成的。我们由教师引导,先到浙江会馆,但会馆早已人满;临时找到一座大庙,大家打地铺,四位教师也不例外。”他们用了三天时间进行参观,“对四川、广东等各省展出的土特产,都很赞叹,这才知道我国地大物博,发展工业前途无限”。

  15岁的苏州长元和公立第四高等小学堂学生郑逸梅、16岁的苏州草桥中学学生叶绍钧(即以后的知名教育家叶圣陶)均曾在学校的组织下,参观南洋劝业会。掌故专家郑逸梅后来这样记载:“校例有春秋两季的旅行,由教师带领,我就和一班同学,随着教师到南京,参观大规模的南洋劝业会……这个会场占地很广,特铺铁轨,驰行小火车,可以绕场一周,以助游客兴趣。这里每省辟一专馆,陈列各省的生产物资。各馆的布局和建筑各不相同,以符合地方特色。”

  教员鲁迅和学生茅盾、郑逸梅、叶圣陶,在南洋劝业会擦肩而过,他们将在未来相逢。当时的教育机构,没有以安全为由阻止那些中小学生,几百名学生的跨省活动,又没有人身保险,校方实在责任重大。那些年轻的学生以及其他20万到30万同胞,在参观灯光璀璨的南洋劝业会时肯定没有想到,这已是帝国的黄昏。

  南洋劝业会的首倡者是两江总督端方。端方系1905年预备立宪五大臣之一,遭遇革命党的炸弹之后秘密出访,历访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俄国十国,回国后力主效法明治维新。1911年,四川发生保路运动,端方衔命入川,军队哗变,死于非命。首倡南洋劝业会的端方,不可能预测到几年之后自己的那场灭顶之灾,他在筹备会议上表示“各国工商之盛无不从国内博览会入手”,南洋劝业会“不独商业上有关系,即政治上亦与有光荣”。

  除了官方人士端方,积极参与南洋劝业会筹备事宜的还有民间人士张謇。他成为状元之后,没有走学而优则仕的老路,而是走了学而优则商的“邪路”,身体力行地跨越士商之间的天堑。他去过大阪世博会,敏锐地发现博览会主要在于“开来”,中国展品多为“彰往”,回国后便着手引进博览会。

  此时中国虽然已经多次参加世博会,但是展品未能将博览会和博物馆、农展会区别开来,常常是一些准古董或者农产品。根据陈季同的记载,1889年巴黎世博会的中国展品,丝、茶、瓷器和雕花家具占据了大部分面积。南洋劝业会虽然是山寨版世博会,却最为理解世博会的精神,重在彰显象征未来的工商产品,对于鲁迅、茅盾、郑逸梅、叶圣陶们来说,电灯和小火车带来的震惊肯定要大于丝、茶、瓷器和雕花家具。当时的《申报》为南洋劝业会提供了舆论支援,进行连续报道和评论,曾经刊登《劝业会与立宪》,表示劝业会可以引起国民之经济竞争心,进而引起国民之政治责任心。

  郑逸梅还曾提到:“民国后,杭州的西湖博览会,那是步南洋劝业会的后尘。”1929年,浙江举办西湖博览会,参观者多达2000余万。西湖博览会规模远胜南洋劝业会,历史位置却稍逊风骚,这是因为南洋劝业会具有清晰的价值理念,致力于实业救国,西湖博览会虽然有纪念统一、提倡国货、奖励实业、振兴文化诸多主旨,根本目的只是为了扭转财政困境。

                              

  关于世博会的想象,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西洋景”,一种是“中国梦”。

  在陈季同引用的那封信里,他的朋友这样谈论自己的世博会见闻:“一位名叫爱迪生的美国人,将人的声音抓住,然后粘到一卷转动的蜡上。你只需将这卷蜡寄给朋友,他们也让它转动起来,声音立刻又说起话来,无论重复多少遍都可以。然而,欧洲人常常抱怨他们的女人爱唠叨。谁知道有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发明后,又会是什么样子!”茅盾在《子夜》开篇描述1930年的上海,电车的线路“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洋房顶上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吴老太爷更是无法承受这些冲击,突发脑溢血死去。

  茅盾的这段文字,不知是否与他少年时代参观南洋劝业会看到“西洋景”的经历有关。此前,梁启超在1902年的《新中国未来记》里,想象了60年后的博览会,“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处处有论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吴趼人在《新石头记》里描写了贾宝玉来到1901年的情形,小说以贾宝玉参观浦东的万国博览大会作为结局,“各国分了地址,盖了房屋,陈列各种货物。中国自己各省也分别盖了会场,十分热闹,稀奇古怪的制造品,也说不尽多少。”这些幻想小说基本都是政治小说,作者通过对未来的想象,表达了自己的“中国梦”。

                             

  100年后,“西洋景”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唤起想象,因为世界已经成了地球村。上海世博会的各国展馆各尽所能地“炫奇”或者“赛珍”:丹麦馆会出现“小美人鱼”,1913年诞生之后从未远行的“海的女儿”准备漂洋过海,为了避免她患上相思病,展馆里的池水将来自哥本哈根港口;英国馆的外部将有六万只有机玻璃“触须”,闪烁的触须闻风而动;法国馆试图将凡尔赛花园搬到黄浦江畔,打造漂浮于水上的“感性城市”;芬兰馆仿佛一座微型城市岛屿,参观者需要经过一座桥走进这座冰壶式的建筑之中……

  在地球村时代,上海世博会不能成为深圳“世界之窗”的升级版,满足于一天游遍虚拟的四大洲五大洋。那些成为标志性的世博会,几乎无一例外地为人类的普遍价值作出贡献。远的不说,以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为例,鉴于此前世博园前赴后继地成为“废墟公园”,汉诺威世博会决心“不建造任何在世博会后无用的东西”,“可持续发展”是汉诺威之梦,也是人类的梦想。日本馆是一座建筑史上规模最大、重量最轻的纸造建筑,墙面和屋顶是半透明的再生纸膜,减少了人工照明,这些建筑原料在世博会结束之后“废物再利用”成为学生课本,仿佛战争“零伤亡”,实现了“零废料”。瑞士馆用37000块新鲜的木材堆成一个八音盒,没有使用钉子、螺栓和黏合剂,世博会结束后化整为零重返故国,五个月的展览期正好是木材的干燥期。世博会使用的高科技垃圾控制系统,使得每位参观者产生的垃圾保持在300到350克的范围内,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居住的这座城市正在粉刷临街的建筑,提醒着市民和游客,一场盛大的博览会即将来临。上海世博会将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梦”,我们离谜底越来越近。不知道在以千万计的参观者中,有没有未来的鲁迅们的身影。

                  浙江日报 2009-06-12 第14版 王海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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